2.4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。

“六十而耳顺”

指孔子在六十岁前后这个阶段，进入到了“耳顺”的境界。单从语法上看，前面“三十而立、四十不惑、五十而知”，每句都直接采用一个动词，即“立、不惑、知”，本句似乎只采用一个“顺”字即可，为什么要说“耳顺”呢？那就先看“六十而顺”是否说得通。若“六十而顺”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：到了六十岁，孔子的人生很“顺”。而事实上呢？孔子在六十岁前后的时候，正流浪于诸侯国间，在十多年的周游生活中，也是属于较困顿的时候，仅从经历上说“六十而顺”也说不通。为什么说“耳顺”呢？现代有人开孔子的玩笑，说孔子到六十岁时己经耳聋了，所以听见什么都认为是在说他的好话，所以愿意听，就是“耳顺”。此玩笑话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。依据《黄帝内经》对男人一生生理变化规律的总结，男人八岁一个周期，八个周期过完，即八八六十四岁的时候，就到了耳聋眼花的阶段了，据此推论孔子似乎有道理。但别忘了，以上说的是一般人，书中对善于养生的人还有说法，即“虽百岁而能有子”，就是说，善于养生的人一百岁还能生孩子，连生孩子的功能都能保持住，何况眼耳功能，更不在话下。对于孔子来说，他可谓是一个“职业”修道者，修道者即养生者。但对于孔子甚至整个儒家人来说，修道的方式侧重于“行为”，强调以“礼”调整自己，促使行为上合道，以之转变心性，继而得道，对个人身体方面的修养则不重视。而《黄帝内经》是一部专门指导身体修养的书，代表着“道家”思想，在道家就有“得道成仙”、“长生不老”的说法，依据道家理论，这些都有可能。而儒家与道家走的路线不一样，不是说儒家否定道家学说，而是在儒家看来，能否“养生”与“得道”并没有必然联系，即使一个人养生活了几百岁，也不一定得道。而对一个修道者来说，得道的同时，有可能附带养生方面很有成就，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使生命更短暂。如颜回的早死，多半是因为生活太苦而致。儒家重视“道”远远超过重视“身体”，孔子说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就是这种思想。虽然如此，对一个儒家修道者来说，如果没有外部恶劣环境的危害，一般在养生方面还是很好的，后代不少所谓儒学大师都“鹤发童颜”的，就是一个旁证。但对于孔子来说，虽然最终得道，但也仅在世七十三岁，这都因于他一生奔波，辛苦异常，失于养生。即便如此，也没有资料足以证明孔子六十岁时耳聋。故“耳顺”并非因于耳朵有问题，而是“得道”后的一种人生境界。

“耳顺”是一种什么境界？从字面上理解，就是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了。“什么话都听得进去”有什么了不起，一般人也能做到啊？其实这与一般人有很大不同，区别就在于听进去后的心理反咉。对一般人来说，假装什么话都听得进去，其实内心在作各种评判：这是好话呢？坏话呢？有理呢？无理呢？怎样评价呢？怎样回答呢？等等等等，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就是这样的心理状况。而对一位“得道”者来说，“耳顺”就是“心”静如止水，任凭千言万语投进来，都激不起任何波浪。没波浪是不是没对答？不是。得道之人对答如流。虽对答如流，但仍“心”静如止水。对于得道者，“耳顺”就是“言顺”，言入顺，言出亦顺。说“言顺”，其实是“心顺”，其“心”对来往言语毫无留障，不起波浪，这就是“对景不生心”的意思。“不生心”即“无心”。“无心”岂能为人？“无心”其实是指不再有“人心”，而代之以“道心”，“无心”即“道心”。“道心”亦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，所谓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“道法自然”是指“道”只是“道”，既“绝对”又“唯一”，无法“法”别人，只能“法”自己。“道”既然“绝对”、“唯一”，加个“心”就成了多余。虽然多余，但能指代“道”的“性”，“道”的这个“性”就如同“人心”的作用，对一切明明白白，故称“道心”。不同的是，“人心”需要经过谋虑、算计，得出结果才算“明白”，而“道心”则是直接见到正确的结果，时时刻刻明明白白。“道心”的这种作用称之为“性”，而这个“性”就是“人性”之“性”。《三字经》首言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”，“性”即“人性”，“习”即“人心”。人“性”相近，是说人与人的“性”大致相同，但稍有差异，这就是“朋类”的意思。“性”属人之“内在”，譬之于“外在”，就如人的遗传基因，差异很小，但就是这么小的基因差异，使人与人长的如此不同。“性”亦如此，很小的人“性”差异，就使人与人的性格大不一样。但人“性”含纳之广大，即人“性”之同，较之于差异，如泰山比一尘。人即依此“人性”而成人，而猴亦依“猴性”而成猴，马亦依“马性”而成马，树亦依“树性”而成树，山亦依“山性”而成山，总之，万物各有其“性”，各依“其性”而成万物，万物之“性”合称为“道”。人“性”与“道”之关系至此稍明。

人所谓“得道”，就是解放了人之“性”。因为“人性”因“人心”而伏藏，只有去除“人心”，“人性”才会显露，“性”之作用才会发生。“人性”代替“人心”，即以“性”的作用运转，也就是以“道”的方式待人接物，故能做到“无心”，“无心”的状态即如“心顺”，“心顺”又如“言顺”，“言顺”又如“耳顺”。

“六十而耳顺”之前，依次为“学道”、“合道”、“见道”、“得道”，“耳顺”于“道”又是什么？是“养道”。所谓“修身养性”，“修身”即“修道”，“养性”即“养道”。“养道”亦即“养性”，“养性”即养人之“性”。人之“性”为何要养？人“得道”后，如同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并“认识”到影子即是自己，但此时仍是影子归影子，自己归自己，影子、自己合不到一处。但只要是“自己”总跟定“影子”，日久天长，总有一刻会忽然发现“自己”即“影子”，“影子”即“自己”，于此点“顿悟”，忽然间“镜子”消失了，“影子”消失了，“自己”也消失了，只留下了“空”，但“空”中依然有“知”，此“知”类似以往的“心知”，但远超越“心知”，而是如空中太阳，普照一切，照之下即明明白白，普“知”一切。消失的影子和自己即以往的“人心”，“人心”就是人类自己建立的一切文化知识，是所谓的“文明”，也是眼耳身意的“见闻觉知”，又是“筹划算计”，“自以为是”。说人心“消失”，并非真的“消失”，只是失去了“筹划算计”、“自以为是”的作用，“心”的内容还在。因为没有了作用，象是“人心”消失了。消失的镜子即“空”，其实镜子也没有消失，镜子本来就是空，空就是镜子。只不过“知”从影子和自己那里转到了镜子上，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“知”在空中而不知空。“知”即“空”，“空”即“知”。“空”中之“知”就是人之“性”，就是“道”。

此“空”此“知”此“性”，究竟都是“道”，此“道”己属“绝对”之“道”。得到此“道”为“成道”。在“道家”有一个“丹道”学派，强调“性命双修”，达此境界即“成道”后，称为得“金丹”，亦称为成“婴儿”，皆因此“婴儿”刚得尚小，只能“知”不能“行”，故要养。养“婴儿”即养“性”，养“性”即养“道”。常养方能长大，长大方能“性真”、“道全”，“道全”才能“行”。

“养道”，就要“顺道”，而不要“用道”。刚“成道”之人，还有人心的“习性”，又被“道”的能力震撼，难免重新生起“用道”之心，这就如同婴孩舞剑，又有人比喻为“在刀口舔蜜”，必然危及自身。世间许多“巫师”、“神汉”或自称有“神通”的人，就类似这种人，一旦玩完，必遭“报应”，或曰遭“天谴”。鉴于此，在“成道”后，应“顺道”而不“用道”。“顺道”即“耳顺”。不但要“耳顺”，还要“口顺”、“眼顺”、“心顺”，总之要“无心”以对。这就同于天空中的一片云，“道”风向哪里吹，就向哪里去。生活于世间，则遵守世间之“礼”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就是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。对于一些职业修道者，在“耳顺”方面还有各种“巧”法。如古代名僧拾得曾作一歌，影响很广，其中写到：

“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，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，涕唾在面上，随他自干了，我也省力气，他也无烦恼，……也不论是非，也不把理辨，也不争人我，也不做好汉……”

这些都是“无心”、“顺道”的意思。故在“成道”后，要“养道”。

总之，在人生六十岁前后这个阶段，对“得道”的人来说，是一个进一步与“道”合一的阶段，其中存在着“成道”时机，这样的时机同样易得而又易失，非人力所能强求，但又不离人力。一旦“成道”，就能彻底知道“道”的本质，亦能“顺道”而行，在一般人看来，就是任何言语都能接纳。故以孔子之言作结论曰：“六十而耳顺”。

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”

指孔子在七十岁前后这个阶段，达到了“从心所欲”且“不踰矩”的至高境界。俗话说，“人活七十古来希”。古代生产力低下，人的寿命相对较短，不象现在，活到八、九十岁的人也很常见。在古代，特别是中国，“孝”的观念很强，对老人的行为极为宽容。对七十岁的老人，一般就“随他去吧”，就是“随心所欲”的意思。而作为老人自身，一般也很“自以为是”，所谓“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”，“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”，人老了就成“人精”了，根据经验就能知道怎么说话办事，而且说的做的还都合规矩，这在一般人眼中就是“从心所欲，不踰矩”。然而这种看法也肤浅的很，其实人越老越力不从心，想“从心所欲”也做不到，有的人也是越老越固执，做出来的事也未必合情合理，既使能“从心所欲”，也难免“踰矩”。所以，对一般人来说，“从心所欲不踰矩”并不容易。

按照一般人的观念，孔子在七十岁时也未必就能“从心所欲”。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，近七十岁才返回鲁国，回国后还不被重用，还常常叹息“吾道穷矣”，“天丧予”。以此而言，孔子何曾“从心所欲”？但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”是孔子的自传，谁也不能否认孔子的话，这样看，“从心所欲”指的就不再是孔子的人生际遇，而是一种人生修养的境界。这与前面几句话，在内涵上都是接续的。

依循前面“学道”、“合道”、“见道”、“得道”、“养道”的程序，接下来到七十岁该是“用道”了。依此而言，则“从心所欲”指的就是“用道”。前面说过，孔子六十岁耳顺为“成道”，“成道”的前提为“无心”。六十岁“无心”，七十岁自然也应“无心”。既然“无心”，为何还说从“心”？

“人心”基于“人性”而建立，说到底，人心还是人性的“光辉”、人性的“波浪”。对人来说，“人心”建立后，就只用“人心”而不用“人性”。因为“人性”为“空”，“人心”为“有”，这就是“揉空为块，见块而不见空”，“见浪而不见水”，“见光而不见光源”。“性”本意为“心之所生”，在“人性”而言，此心为“真心”、“道心”，“真心”为“空”，“空”之所生为“有”，而“有”仍为“空”。“人性”的功能便是“无中生有”，并“知有为空”。“人心”生起后，继承了“人性”的“无中生有”功能，“知”也从“性”中转入“心”中。但“人心”有揣摩、算计的作用，因此失去了“直见结果”的“真知”，而不能再“知有为空”，妄以为“有”为“真实”，由此“妄有”叠加，“真知”变为“妄知”。修道，即是去掉“妄知”，返回“真知”的过程。得道后，“妄知”消失，“人心”也随之变成了“无心”。前面说过，对得道之人来说，“无心”并非“心”不存在，只是“人心”的算计作用没有了，象是“人心”没有了。其实，得道后，“人心”己趋同于“人性”，但又与“人性”有区别。“人性”只包含“人之为人”的那些最基本的“先天”功能，如热思阴，冷思暖，饥思食，困思眠，男女互爱，同病相怜等等。“人心”则包含“后天”养成的生活习惯，文化知识，社会经验，喜恶观念等等。得道后，“妄知”消失，一些观念、成见也消失，“真知”重现，但基于“妄知”所建立的一切“知识”依然如“商品”一样摆放在“心”的货架上，随时等待“真知”的提取。修道只是一个从“妄知”到“真知”的过程，个人以往的生活经历乃至情感经历都巨细无遗地保存着，不但没消失，反而都直现在成道后的“无心”当中。概括而言，“无心”中保存着此生中学到的一切“知识”，“用道”即以“道”的原则用这些“知识”，“无心”即“用道之心”。

“用道”在此表现为“从”，即有道之人“从”于“他人”，亦即与“他人”的“往来”。在“心”的层面上，“来”为“他人”之言，“往”为有道人之言。一“来”一“往”才是用道。老子《道德经》曰：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即是此意。“圣人”即有道之人，“无常心”即无一般人之心，亦即“无心”。有道之人“无心”亦“无事”，所以“虚己以待人”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有道之人，平时是无思无虑的状态，“无心”当中象是空空如也，没有自己的“问”题。这样一个人，“以百姓心为心”，就是把别人的心当作自己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别人的“问话”或要求当成自己的“问”题，如同自己在问，就象有了“心”。有“来”则有“往”，有“问”则有“答”。有道之人的“答”，就象在“无心”的货架上取“知识”的商品，所“问”要求什么，就能得到相应的回答“商品”。在所“问”之人看来，也就如同有“心”之人在跟“从”自己的回答，故为 “从心”。

本句话不止于 “从心”，而是“从心所欲”，简言之，其实是“从欲”。“欲”字从“欠”，意为“因不足而需养”。“欲”来自于人心的“自养”意识。“自养”即“取得满足于自我生活和生长所需要的营养”。衣食养体，美色养眼，乐声养耳，香气养鼻，五味养口，愉悦养神。养必有度，合度为“正”，失度为“邪”。“正养”顺“人性”，“邪养”顺“人心”。顺人性知“适可而止”，顺人心不知“适可而止”。知止为“不欲”，不知止谓之“欲”。“不欲”根源于“真知”，“欲”根源于“妄知”。对于得道之人，“妄知”被“真知”代替，“欲”被“不欲”代替，达到了“无欲”的状态。但“无欲”如“无心”一样，并非没有“欲”，而是说导致“欲”再次生起的“妄知”作用消失了，而以往由“妄知”建立的一切“欲”之行为“知识”还存在，并以“仁”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
“欲”的自养，在有道之人，是“正养”，但在修道之人，无论怎样做，都是“邪养”，即使从“学”的层面上说，也一样。具体来说，“孝弟忠信”等人际关系行为的修养虽然属于“合道”，但从“道”的修养阶段上讲，都属于“道”的“假用”，是以“妄知”在作人为的“合道”行为，仍然属于“欲”。这些以“学”的名义所进行的“道”的修养行为，具有“欲”一样的“妄知”性质，但在得道以后，“妄知”消失，而“道”的修养成果并没消失，“孝弟忠信”等行为在长期修养过程中以习性固化下来，变成与“人性”作用一样的“无心”作用，得道之后，亦成为“真知”商品摆放于“真心”的货架上，并以“仁”的名称命名之，其特性就是“以同情心遂其生成”。当“他人”言“来”之时，有道之人遂以“仁”而“往”。一来一往，即一问一答。在“他人”来看，有道之人之“仁”依然如同修道之人之“欲”。故而说“从心所欲”。

总之，对一般人来说，从于“妄知”就是从“心所欲”。而对于有道之人，只能从于“真知”，“从心所欲”就是以“不欲”之“真知”从事“妄知”的“欲”行。

“从心所欲”还有个界限，就是“矩”。“规矩”原本是度量物体的工具，圆为规，方为矩，“规矩”出来的东西至圆至方，以“规矩”建造器物，器物才能合乎使用要求，以“规矩”建造社会，社会才能合乎人类生活需要。对于社会，“规矩”就是符合人类需要的体制、机制、法律、制度、纪律、规定、守则等一切约束人们行为的东西，综合起来，统称为“礼”。“礼”规矩着所有人的行为，使每个人时时处处都必须依照一定方式行事，整个社会才得以有序运转和发展。对一般人来说，“礼”就如同一堵院墙，院内为“合礼”，院外为“违礼”。以“礼”而言，在院内可以“从心所欲”，在院外就不能“从心所欲”。

但“礼”并不等同于“矩”。“礼”源自古代人的“约定俗成”，朴素的“约定”又源自生存意识，首先为了保证人类种群延续，其次为了个体生命延续，其次为了满足生活需要，其次为了生活享受，其次为了精神享受，其次为了身心自由……每前进一步，人类就需要相应的“约定”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，有些“约定”起到了保护作用，有些“约定”反过来伤害到人类自身。古代“有道”之人根据“道”的原则对已有的“约定”进行修整，制定出符合人类发展的“约定”，称之为“礼”。“礼”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随着社会变化而改变，在夏、商时代，“礼”还仅是雏形，到周代，经过周公旦的努力，“礼”才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，然而自春秋“礼崩乐坏”以后，“礼”的作用逐渐衰弱，特别是秦代，“法”取代“礼”。在此后二千多年中国历史中，一直是“礼”、“法”并用，并以“法”为主。

“法”取法于“礼”，却出于“人心”，以统治者的“欲”为根本，以刑罚为手段，是以“法”养“政”，这就是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”。“礼”取法于“矩”，而出于“人情”，以一般人的“知识”为根本，以“羞耻”为手段，是以“礼”养“情”；“矩”取法于“道”，而出于“人性”，以“仁”为根本，以“格”为手段，是以“矩”养“性”，这就是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民有耻且格”。对一般人而言，“法”靠“刑”，“礼”靠“耻”，“矩”靠“格”。“刑”因政权强迫，“耻”因社会评价，“格”因自我反省。因此，守法易而守礼难，守礼易而守矩难。“不踰矩”不象“不踰礼”那么容易做到，而是需要经过“道”的修养并且达到较高的境界才能做到。对于修道之人，对“道”还无从把握，即使不“从心所欲”，依“学”的要求约束自己，也难做到“不踰矩”，更不用说不是“好学”的一般人。而能“从心所欲”又能“不踰矩”者，非有道之人不能。而能“不踰矩”者，亦“不踰礼”，亦“不踰法”，连人情世故也不踰，纯粹是一个世人眼中的“大好人”。

总之，在人生七十岁前后这个阶段，对“成道”的人来说，是一个发挥“道”的作用的阶段。“用道”之人，所用的不是“道”，而是“人心”，一方面以他人之“心”充作自己的“心”，另一方面以成道前的“心”充作成道后的“心”。所用的也并非成道前的“人心”，而是以往的知识与人情。正是以往的知识与人情，在一般人看来，“用道”之人更具有“人情”味，这就是“从心所欲”。虽然“从心所欲”，但却不会违背“道”的原则，这就是“不踰矩”。故以孔子之言作结论曰：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”。

从十五岁至七十岁，孔子以自身历程为“从学”之人展示了修学应有的阶段。对修学之人来说，从学道到成道、用道，可能多于七十年，也可能用不到七十年，但这些阶段却应该是所有修道者在修道之路上需要逐一踰越的关卡。作为修道者，要提前对这些阶段有深入的了解，切不可自以为是，“未得谓得”，“未证谓证”，“非行谓行”。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境界，每一阶段亦有每一阶段“学”的正确行为，这就是人一生修“学”的“政治”，此即人生之“政”。

本章表面上论述人一生的修养，但在本篇中，以“政”为主题，本章的宗旨亦是围绕“政”在说事。人生是一大“政”，人生每一阶段亦有每一阶段之“政”。十五岁阶段，应以“志于学”为“政”；三十岁阶段，应以“立于道、合于道”为“政”；四十岁阶段，应以“不惑于道、见道”为“政”；五十岁阶段，应以“知天命、得道”为“政”；六十岁阶段，应以“耳顺、养道”为“政”；七十岁阶段，应以“从心所欲而不踰矩”为“政”。以上人生每一阶段之“政”亦是大原则，具体要求还需要深入辨析，反复琢磨。接下来，就是再从“学”的具体关系行为辨析“政”的内涵和要求。